杭州日報訊 杭州從來不缺詩意。20多年前，一群出生在20世紀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的年輕人，創建了“野外詩社”。他們多數人曾在浙大求學，畢業后因為對詩歌的摯愛聚到一起。
純粹、獨立、沉靜，是他們的寫作主張和生活態度。在寶石山上讀詩，在青芝塢里論詩，在網絡上揮斥方遒，這是獨屬于21世紀青年的文學風景。
如今，“野外詩社”依舊堅韌地存在，并在全國享有知名度。或許只有西湖的群山才能以柔和寬大的胸懷，接納一群自帶“野氣”也冒著煙火氣的青年詩人。
今年3月，我去莫干山參加了一場紀念海子的詩會。
是夜，數十人圍坐在民宿外、篝火邊，朗誦海子的詩歌：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開”“姐姐，今夜我不關心人類，我只想你”……
30多年過去，海子留下的這些詩句，依然讓人心潮澎湃。
這就是詩歌的力量。
從1995年讀高中時正式發表第一首詩算起，我的“詩齡”已有整整30年了。
但如果不是在“野外”，我不知道現在我還會不會寫詩。
我的腦海里突然冒出“野外”這個詞
“野外”，是一個詩歌群體。它的誕生，源于一個電話。
2001年8月，我剛參加工作不久，突然接到正在浙大讀哲學碩士的江離的電話。他問我還寫不寫詩，建議一起“做點事”。
我和江離大學里是同一屆，宿舍也對門。但他是哲學系，我是中文系。大學四年，我們幾乎沒有什么交流，只是文學社要出刊物、舉辦文學大賽了，我向他約稿，然后給他送刊物和獲獎證書等。
這個電話迅速拉近了我們的距離。
我欣然說：“好啊，有機會再邀請幾個詩友一起辦個詩刊。”我向他介紹了同一屆的浙大校友炭馬、飛廉。
炭馬是中文系的，和江離一起踢過球。飛廉是城市規劃系的，與我們住同一層宿舍樓。
不久，還在浙大讀大二的學弟古蕩和畢業于南昌大學的樓河也加入進來。至此，“野外”六位創始人就這樣確定了。
我們形成共識，要辦一本面向“新一代”優秀詩人的刊物。大家想了很多名字，都不滿意。
一天晚上，我的腦海里突然冒出“野外”這個詞，馬上打電話給江離，江離也覺得不錯。我在內部論壇一說，沒想到大家都贊同。刊名就這樣定下來了。
“野外”，寓意獨立、純粹、安靜。延伸開去，就是“安靜地寫詩”。我們對當時充斥詩壇的浮躁與功利很反感，特別是大行其道的“口水詩”，不僅扭曲了詩歌的本來面目，也誤導了外界的看法。
“安靜寫作”的主張，得到了許多詩人的贊同。“第三代詩人”代表、黑龍江大學教授張曙光稱贊：“野外”的年輕詩人給詩壇帶來了一股清新的風氣。
我們在一起談論詩歌，相互切磋
見證“野外”誕生的詩人泉子、方石英，隨后也加入了詩社。
“野外”并非一個詩歌流派，它更像一個交流平臺，大家在一起閱讀和談論詩歌，相互切磋。
在寫作上，我們有相近的審美趣味，又有不同的表現風格。泉子比我們年長幾歲，他的詩簡潔通俗，充滿思辨性，“一個人從人世間走過/他留下的/是被別的眼睛忽視的/是被別的耳朵拒絕的/是被別的嘴唇/沒有說出的”。
江離早年寫出了極具影響力的《廢址》：“……這一夜，我們在一個小旅館落腳/疲勞像洪水般流經，我們蜷縮在/自己的夢中，見到我們要找的地方/只是一個干燥的火柴盒”。
樓河的詩富有想象力：“站在鏡子里梳頭，坐在/一朵花上看風景/喝下了樹林里的曉霧……”
炭馬的詩擁有天真的品質：“我，一個愛數星星的孩子/打開門，一個人站到夜空下/舉起小小的雙手/在指間細數幸福……”
飛廉擅于將古典意象融入當代表達，他的《白樂橋飲酒》自成一派：“泉子如袁中郎/趣高而寡酒/江離病中，蘇軾在遠方/今夜，飛廉喝酒最多/他自詡周公瑾/以酒為劍/他擊退了曹軍的百萬虛無”。
古蕩少年老成，大三時寫出了讓人驚訝的《一生》：“環城西路86號，離城市8.6公里/它并非我的目的地/為了經過這里，86分鐘被我離棄……”而我喜歡從日常生活入手，追求“少即是多”的詩歌藝術：“黃昏，你的廚房明亮，豐滿/但不適合彈琴，跳舞/有時候，你輕唱民謠，念《金剛經》/或扭腰鍛煉身體/你有多歡喜，世界就有多美好……”
差異形成了一種良好的氛圍，我們保持各自特點，又互相啟發。而且，我們對生活與寫作都有一致的理解，那就是：純粹、獨立、沉靜。
我們的詩歌沙龍，一些年長的作家、詩人也會來“湊熱鬧”
除了在網絡上交流，我們逐漸意識到，還需要有線下的交流，在固定的時間聚會，切磋詩歌技藝。
2003年11月，“野外詩歌沙龍”開張了，每次探討一位國內外重要詩人的作品，并不定期舉行詩歌專題活動。2008年5月19日，我們聯合杭州市作協舉行了“向西五千里——杭州詩人抗震救災詩歌朗誦會”，現場募集了數萬元支援汶川地震災區。因參加的人數超出了預期，我臨時去附近的文印店加印資料。店主聽說是公益活動，堅持不收復印費用，讓人感動。
沙龍最初兩年，舉辦地點在文三路的“楓林晚”書店。后來移師到文三西路的“純真年代”書吧，每次都會碰到熟悉的作家、詩人。我們在三樓舉辦沙龍，一些年長的作家也會來“湊熱鬧”。
書吧的女主人朱錦繡，得空就坐在一邊，一會兒看我們打印出來的詩歌，一會兒笑瞇瞇地看著我們年輕的臉。朱老師的先生盛子潮，當時是浙江文學院的院長，只要他在，篤定會捧著一個裝滿黑啤的大酒杯走上來，加入我們的討論。
再后來，“純真年代”書吧搬到寶石山腰，我們有了面朝西湖品讀詩歌的機會。有一段時間，我們采取主持人輪值制，除了交流詩歌，每期主講一個詩歌主題。熱愛古典文學的飛廉主講過陶淵明，炭馬主講過“詩人與自然”，作為日常沙龍主持人的江離主講次數最多。盛子潮老師對此很感興趣，表示有機會也要當一回沙龍主持人。遺憾的是，我們沒有用心去安排。2013年8月29日，一直關心和支持我們的盛子潮老師永遠離開了我們。
在杭州這座美麗的城市，“野外”構成了一個純粹的文化符號
隨著沙龍的持續舉辦，參加的詩友更多了，包括潘維、胡澄、余西、游離、任軒、道一等。“野外詩群”逐漸形成。
“野外”堅持多年，《星星》《詩歌月刊》《詩選刊》等都推出了“野外”詩人專輯。2012年9月，《野外》創刊十周年，浙江省作協和浙江文學院舉辦了“‘野外詩群’研討會”。活動當晚，杭州市作協又舉辦了“‘野外’十周年詩歌朗誦會”。
詩人、教育家黃紀云不僅資助了多期刊物以及出版《野外七人詩選》，還邀請我們一起創辦《詩建設》，至今已出版36卷。
2016年3月，運河邊的拱宸書院掛上了“野外詩社”的招牌。那天，“野外”24位成員來了21位。
如今，“野外”在這座美麗的城市，已構成純粹的文化符號，讓愛詩者收獲了豐厚的精神財富，也締結了珍貴的友誼。
炭馬說，“野外”是一座青山，當我們為喧囂所苦、為世俗所累，就漫步其間；我們并不一起吶喊，但每一個人都發出了獨特的聲音。
飛廉說，等我們老了，一起到鄉下租一塊地，蓋個平房，種菜，養花，讀書，寫詩，永遠在一起，和詩歌在一起。
這是十分浪漫的事，已得到多位“野外”同仁的響應，我也期待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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