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| 唐凱蘭
在現今的警方執法中，反詐具有很高的優先級別。因為反詐的主要操作是跟蹤錢的走向，警方獲得對涉案賬戶的掌控權限，往往高于銀行，這也是可以預料的反詐手段。搶在詐騙分子動賬之前或之后迅速凍結賬戶，確實能讓反詐獲得先機，最大程度挽回受害者損失，但也容易造成誤傷。
現代快報10月24日報道，南京馬先生今年3月份在網上售賣勞力士表，與所謂的買家在武漢線下交易時，買家在付款時出現蹊蹺，50萬元的款項分成兩筆打入馬先生賬戶。很快，馬先生發現其中一筆20萬元被丹陽警方凍結并扣劃，另一筆25.6萬元被濟南警方凍結，理由都是涉及詐騙案件。
算上南京馬先生這次，詐騙分子利用奢侈品二手交易洗錢，一周來已經有兩次報道。今年6月份溫州曹女士也是出售勞力士表，卷入一模一樣的洗錢操作，被貴陽警方列為網絡追逃嫌疑人，被告知退還14萬元賣表的錢才能解除刑事強制措施。曹女士后來退了錢，但也只是被取保，表也沒拿回來。
馬先生與曹女士遭遇的洗錢陷阱，讓人防不勝防，其后果也是清楚的，那就是被動卷入詐騙案件、善意取得電詐資金的他們，全都財物兩空。詐騙曹女士的犯罪分子潛逃到境外，很可能追不回來她的勞力士。濟南警方雖說在解凍馬先生的25.6萬元，但名貴手表也沒有下落，丹陽警方則直接將貨款中的20萬劃走了。
人們當然痛恨詐騙分子，支持警方的反詐行動，但也同情馬先生和曹女士的遭遇，畢竟普通人在交易時，很難判斷對方的錢是不是“干凈”。反詐行動傷及無辜雖難以避免，可完全有辦法在發生類似情況后，保護這些無辜者的合法權益。畢竟，馬先生曹女士這些人也是詐騙分子受害者，如果用他們的財物來填補詐騙案損失，反詐的正當性就會削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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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最高檢出臺的反詐案件辦理規則，已經明確提出善意取得詐騙財物的，不予追繳。然而從實際操作看，這一規則沒有被貫徹到某些地方的公安執法中，至少這條規則沒法被馬先生曹女士視為“護身符”。不同案例集中呈現的，是警方有很大的反詐裁量權，導致各地警方在遇到類似情況時，自行判斷大于既定規范。
這種情況下，要是拿著最高法最高檢的規定跟警方講道理，恐怕很難奏效。可要是把洗錢看作電詐的一環，馬先生曹女士他們同樣是電詐的受害者，無非是二級受害者而已。警方如果能從這個角度定性馬先生曹女士的交易行為，就應該在反詐操作的警務規程上增加相應的內容，避免誤傷。
但這種建議能在多大程度上被警方吸收，也是打個大大問號的。對警方來說，權衡的利益會很多，對得失利弊的考慮很現實。例如，讓馬先生曹女士這樣的案例廣為人知，等于也是反詐宣傳。他們破財卻沒消災，或許能讓全社會警覺起來，讓二手交易不再成為電詐分子洗錢工具。再或者，馬先生曹女士雖財物兩空，但受害者卻挽回了損失——衡量反詐成績時，追回多少被騙錢款，是一項重要的指標。
這就自然而然地順延到另外一個問題，怎么來確定反詐的代價？馬先生曹女士他們損失的財物算不算是代價？以及，要不要根據這些新出現的代價，完善公安執法流程和目標？最高檢最高法的規定，若針對的主要是既成的案子，那馬先生曹女士這些無辜的人，要從公安辦案的環節順利脫身，難道只能指望媒體報道？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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